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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书画艺术精神

浏览:26 发表时间:2018-07-21 15:52:08

为人必先立品,对于某一文化形态来讲,同样有其一贯的传统品格,这也是文化的化育功能得以生成的前提。中国文化自其诞生时起,便是道之以中德的,因其中和平正,乃能历千年而不绝,使自然与社会和谐发展,国家安宁,天下太平。中国艺术源于中国文化的丰厚土壤,儒家学者将艺术的社会功能联系到社稷民生,认为“听和而视正,听和则聪,视正则明。聪则言听,明则德昭。”认为艺术虽系小道,却与百姓日用紧密关联。所以各种文化艺术活动,需在诸多方面不断加以反思、探索与开拓,乃能适应匡正人心的需要。


历史上,书法与绘画是文人士大夫乐此不疲的公余雅事,二者同源而异流,后又复归于一。中国书画的特色与基本精神,在于其与传统诗文的密切联系,进而上升到经国之大业的高度。文人士大夫经纶天下,当然也要在其中见功夫。学界一般认为,文人画始于唐代的王维,其实,从中国美术史来看,那些能够营造出深远意境的佳构力作,其作者无不具有相当深厚的综合文化修养。可以说,中国画一以贯之的传统与主流,就是有文之人的创作。从汉代的张衡、蔡邕,到宋代皇家画院的作者,无论北宗李思训父子,宋之赵傒、赵伯驹、赵伯骕以至马(远)夏(圭),还是南宗的王摩诘(维)、张璪、荆(浩)、关(仝)、董(源)、巨(然)、郭忠恕、米家父子,以至元之四大家,无不是“文人之画”,意气所到,皆妙合自然。


明朝董其昌的中国画之南北宗论实不足据,北宗南宗,渲淡与勾斫,只是风格流派的差异,其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。唐代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云:“自古善画者,莫非衣冠贵胄,逸士高人,非闾阎之所能为也。”这并非借以抬高士大夫阶层的绘画艺术,鄙视民间画工及院体画家。近代陈衡恪认为“文人画有四个要素:人品、学问、才情和思想,具此四者,乃能完善。”中国文艺的“士气”、“逸品”追求,崇尚品藻,脱略形似,强调神韵。文学、书法与绘画,都是性灵、思想的活动,非机械、单调的游戏。意境的缔造,援诗入画,趣由笔生,法随意转,“言不必宫商而邱山皆韵,义不必比兴而草木成吟”。

文人作画,知画之为物,要有画外的感想。文人画具有文学性、哲学性、抒情性,其“中和”之美绝不是指技法上的谨细工整,而是一种艺术境界,如皎然所论“至险而不僻,至奇而不差,至丽而自然,至苦而无迹,至近而意远,至放而不迂,至难而状易”。中国书画艺术的根本精神是平和中正,温柔敦厚,把艺术中各种对立的因素恰当地统一起来,反对偏执与极端,更不会故意夸大突出某个方面,拒绝偏激的粗制滥造,如此才能“与天地同和”。董其昌说:“画家应以天地为师,其次以造化为师,其次以古人为师。”其思想实则与儒家的“执两用中”相一致,静穆古雅或端庄飘逸,在意境的营造上,必“外枯而中膏,似澹而实美”,澹远而不荒寒,苍茫而不冷涩,文雅而不甜俗,柔润而不萎靡。

书画之道,贵在超凡而稳重,讲求传统敬畏法度。若能在书画创作中始终追求一种平和静穆之气,在挥写过程中心境悠闲,澄怀虚静,自然能够创作出平淡天真、韵致柔润、含蓄而有变化的作品。

狂野躁动、刚劲刻露的画风,缺乏敛束和静气,与中国文化含蓄蕴藉的标准相牴牾,自古就是大家摒弃的弊病。所谓“变者有胆,不变者有识”,标榜其为创新者,除了显示其浅薄与无知外,更是与中国文化的厚重底蕴相去甚远。

南朝谢赫“六法”论,确立了绘画品评的标准,涵盖精神与技术等各方面,是中国绘画思想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学说。谢赫云:“一曰气韵生动,二曰骨法用笔,三曰应物象形,四曰随类傅彩,五曰经营位置,六曰传模移写。”自古奇迹,多是轩冕才贤,岩穴上士,依仁游艺,探赜钩深,高雅之情,一寄于画。“人品既已高矣,气韵不得不高;气韵既已高矣,生动不得不至。”如不能在人品学养上下功夫,虽竭巧思,也只是众工之事,虽曰画,而非画也。天机灵府,本自心源,想成形迹,迹与心合。书画发之于幽思,自无关于贵贱祸福。而气韵高卑,则君子小人见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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